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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识学在中国的初期传播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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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识学在中国的初期传播
  卢海山
  唯识学在中国的传播、发展,可以分为两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为南北朝、隋及唐初,主要是北方的地论学和南方的摄论学;第二个时期为唐贞观十九年以后,玄奘从印度回来,系统地翻译了唯识学的经典以及唯识宗的形成。这两个时期的唯识学:既有前后的继承性,又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之处,要系统地了解唯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,那么对于地论学、摄论学的历史考察,就是非常必要的。
  一、初期唯识学兴起的文化背景
  从东汉末年支娄迦谶翻译般若经以来,直到姚秦时期鸠摩罗什系统翻译龙树、提婆的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等经论止,般若性空学,一直在中国佛教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。般若性空学的长期传译、研习,为中国佛教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同时,般若性空学只破不立的思维方式,阻碍了人们对般若实相的进一步了解;一切皆空的偏激观点,又在无情地撤毁它所奠定的基础。中国佛学发展到罗什、僧肇时期,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,中国佛学必须在般若学基础上进行新的突破,才能迎来较大的发展。
  (一)《涅槃经》的传译
  在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之前,中国僧人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(399年)与同学慧景、道整等人从长安出发,到天竺求取佛经。法显在中天竺,得到《摩诃僧祗律》、《萨婆多律抄》、《杂阿毗昙心论》、《方等泥洹经》等,在师子国,又得到《弥沙塞律》、《长阿含经》、《杂阿含经》及《杂藏经》等。法显从师子国附商船从海路回国,晋义熙九年来到建业,义熙十四年(418年)在道场寺与印度禅师佛驮跋陀罗共同译出6卷本《大泥洹经》(即《大涅檠经》。《大涅檠经》的译出,对中国佛学影响甚大,为中国佛学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。涌现出一大批弘扬、研究《涅槃经》的义学僧,被称为涅檠圣的竺道生,提出了许多孤明先发的论点,如“顿悟成佛义”、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义”等。从此,涅檠佛性说就成为中国佛学的主要思潮,得到广泛传播。
  与此同时,在北凉统治下的中国西北,也形成了一个传译《涅檠经》的佛教中心。中天竺人昙无谶,从西域展转来到姑臧,在河西高僧慧嵩、道朗的支持下,从玄始三年(414年)至玄始十年(421年)先后译出了《大涅檠经》的前分和中分,共40卷。南朝宋元嘉七年(430年),凉译《大涅檠经》传至江南,引起较大的影响。439年,北魏政权攻灭北凉,北凉的佛教中心解体,其中有的人逃往西域,另一部分僧人逃到江南,大批僧人成为北魏的俘虏来到代北,《涅檠经》也随之带到代北。
  《涅檠经》提倡人人皆有佛性,一阐提人也包括其中,其直显佛性的思维方式与般若类经典有很大区别。《涅檠经》的传译和研习,所形成的文化氛’围,为唯识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。
  (二)《楞伽经》等经典的译出
  求那跋陀罗,中天竺人,南朝宋元嘉十二年(435年),从师子国泛海来到广州,被迎入京师建业。他得到了名僧慧严、慧观及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崇敬,在祗洹寺等地集义学僧译出《杂阿含经》《法鼓经》、《胜鬘经》、《楞伽经》、《相续解脱经》等众多经典。其中《楞伽经》、《相续解脱经》(即《解深密经》中的一部分),与唯识学思想直接有关,并且是唯识宗所遵从的六部经中的两部。这两部经都是用唯识学的理论来组织学说的。可以说,求那跋陀罗是首先将唯识学传译到中国的。
  另外,在求那跋陀罗之前到中国来的佛驮跋陀罗,晋义熙十四年(418年)在建业道场寺译出了60卷《华严经》。《华严经》在理论上将说明世界、人生本原的十二因缘说统归到“唯是一心作”上,因此,《华严经》的传译对于唯识学理论的传播具有先导作用。北凉昙无谶除翻译《大涅檠经》等经典外,还翻译了《菩萨地持经》,这部经相当于《瑜伽师地论》中的《菩萨地》。
  以上这些僧人,都是直接来自印度本土,他们活动的时代都早于或同于无著、世亲的时代,在他们的翻译中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前瑜伽.行派的理论内容,他们成为在中国传播早期唯识学的先声。
  二、唯识学经典的大规模传译
  南北朝时期,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掀起了第一个大规模翻译唯识学经典的高潮,在北朝,形成了以菩提流支等人为中心的翻译集体;在南朝,形成了以真谛等人的翻译集体。
  (一)菩提流支等人的的译经活动
  菩提流支,北天竺人,于北魏永平(508~512年)初年,经西域来到洛阳。北魏宜武帝下勒引劳,供拟殷华。当时洛阳有七百梵僧,勒令菩提流支为译经领袖。据《续高僧传》载,菩提流支自永平初到洛阳至东魏孝静帝天平(534~537年)年间,20余年间,共翻译经论39部,127卷,即《佛名》、《楞伽》、《法集》、《深密》等经,及《胜思维》、《大宝积》、《法华》、《涅檠》等论(参见《续高僧传》卷1)。菩提流支翻译的经论中,影响最大的是《十地经论》。勒那摩提,中天竺人,正始五年(508年)来到洛阳,与菩提流支合作翻译了《十地经论》,又翻译了《究竟一乘宝性论》、《宝积经论》、《法华经沦》等六部经典,计24卷。佛陀扇多,北天竺人,从正光六年(525年)至元象二年(539年),在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,译出经论11部,计11卷,其中比较重要的有《摄大乘论》2卷,普泰元年(531年)译出。瞿昙般若流支,南天竺人,从元象初年至兴和末年(542年),在邺城译出经论14部,计85卷,其中重要的有《正法念处经》、《回诤论》、《业成就论》和《唯识无境界论》。(以上参见《大唐内典录》卷四)又有毗目智仙,在邺城译出五部经典。
  菩提流支等人的译经,其明显的特点,是所译大部分经论都是无著、世亲等人的论著。无著约生活在公元400~470年,世亲约生活在420~500年。(参见吕激《印度佛学源流略讲》’第184页)在世亲去世后不到十年,唯识学就迅速传译到中国,这在古代学说传播史上是极其罕见的。菩提流支等人直接来自印度,减少了西域的流传转译环节,可以说他们所译的经论,保持了唯识学的原始面貌。它既不象罗什所译龙树学那样,是从西域转译的。也不象玄奘所译的唯识学那样,是经过唯识后学发展了的理论。
  菩提流支等人译经活动的另一个特点,是得到了北魏、东魏统治阶级的支持。据《续高僧传》载,菩提流支奉敕翻译《十地经论》时,“宣武皇帝命章一日,亲对笔受,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。”(《续高僧传》卷一)宣武帝亲自任笔受,可见《十地经论》的翻译,受到了北魏最高统治者的支持。崔光在《十地经论序》中说:“以永平元年岁次玄枵四月上日,命三藏法师北天竺菩提流支,魏云道希,中天竺勒那摩提,魏云宝意及传译沙门北天竺伏陀扇多,并义学缁儒一十余人(汤用彤先生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作‘一千余人’)在太极紫庭译出斯论十有余卷。”由此可知,菩提流支等人的译经活动,也得到了北魏儒士的支持。崔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,他不仅参加了《十地经论》的翻译,而且担任了《顺中论》、《三具足经论》、《法华经论》的笔受工作,他一直是北魏译经的有力支持者。(参见《大唐内典录》卷四)据《魏书·崔光传》载:他“崇信佛法,礼拜读诵,老而愈甚”,“每为沙门朝贵请讲《维摩》、《十地经》,听者常数百人,好为二经义疏30余卷。”除崔光外,北朝时期还有不少儒土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这就启示我们,在研究佛教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,不能仅限于两家理论的简单比较,而是要深入到实践层次上。在实践层次上,儒士们既可以对君忠,对父孝,又可以礼佛念经,二者并不存在矛盾,佛教反而是对个人心理、思想境界的一种补充。
  菩提流支等人的译经活动,由于得到了北朝统治者和官僚、儒士的支持,为唯识学的传译、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,这是唯识学在北朝得到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  (二)真谛等人的译经活动
  真谛,西天竺优禅尼国人,“群藏广部,罔不措怀”,“虽遵融佛理,而以通道知名。远涉艰关,无惮夷险,历游诸国,随机利见。”(《续高僧传》卷1)真谛于梁大同十二年(546年)八月随梁使从扶南国来到中国南海,太清二年(548年)来到梁都建业,被安置在宝云殿供养。真谛准备“传翻经教”,“更出新文”(同上),恰遇梁末侯景之乱,他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,转展富春、豫章、始兴、全陵、南康、晋安等地。在这动乱时期,真谛虽然“栖遑靡托”,却仍是“随方翻译”,因“道缺情离,本意不申”(同上),他几次都想乘船返还西国,最后来到广州,受到剌史欧阳颜父子的资助,才得以安定下来。在中国僧人法泰、僧宗、法准、僧忍等人的协助下,真谛翻译了大量经典。太建(569年)正月,真谛因病而逝。真谛在中国漂泊了20余年,在众多的来华译经僧中,真谛的经历是最悲惨的。
  真谛从梁武帝末年到陈宣帝即位23年间,所翻译的经论记传,共64部,278卷。(参见《续高僧传》卷1)真谛翻译的主要是印
  ·498·度瑜伽行派的论著,如《摄大乘论》、《唯识论》、《十七地论》、《中边分别论》、《摄大乘论释》及《俱舍论》、《执异部论》等。同时,真谛还撰写了许多论疏。
  真谛是继菩提流支等人之后,将瑜伽行派经典传人中国的著名译经大师,然而他在中国南朝却遭到极其悲惨的命运。其中原因,主要有以下几点:首先,真谛到中国后,恰遇梁末侯景之乱及梁陈之际的战乱,他的译经活动没有能得到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支持。其次,真谛的译经没有受到南朝僧徒的重视,与南朝所流行的时尚有关。“先是梁武宗崇《大论》,兼玩《成实》,学人声望,从风归靡。陈武好异前朝,广流《大品》,尤敦《三论》”。(续高僧传·法泰传》卷一)梁武帝时,对《成实论》的研究成为时尚,出现了一批成实论师,他们混淆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界限。梁武帝末年,才有所纠正,开始重视《三论》。到了陈朝,三论学逐渐取得主流地位,成为当时的显学。纵观梁陈两代佛学,仍属中观学之余流,佛学仍与玄学密切结合,缺乏创新精神,在思维方式上与瑜伽行派有许多汗格。真谛所译的经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能广泛流传,就是必然的了。第三,真谛所传的思想与梁陈时期的意识形态可能有矛盾。“时宗、恺诸僧,欲延(真谛)还建业,会杨辇硕望,恐夺时荣,乃奏曰:岭表所译众部,多明无尘唯识,言乖治术,有蔽国风,不隶诸华,可流荒服。帝然之。”(《续高僧传》卷1)这里既暴露了那些身居显位僧侣的狭隘心理,又说明真谛所传“无尘唯识”的理论,是“言乖治术,有蔽国风”的,即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一致的,或者是相左的,致使统治阶级有意地通过国家命令限制真谛译经的广泛流传。这一点,吕澂先生早就注意到了。(参看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)对此问题,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。
  三、地论学派与摄论学派的形成与发展
  (一)北方地论学派
  菩提流支等人所译的诸多经论中,有许多经论并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,如佛陀扇多译的《摄大乘论》,瞿昙般若流支译的《唯识无境界论》等,可能是由于文本简略,给研究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,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,如不能适应北朝佛学实践性的特点。在众多的论著中,只有《十地经论》等少数经典,得到广泛传习、研究,并形成了以《十地经论》为中心的佛学高潮,造就了一大批擅长该论的义学僧,形成了对北方佛学影响最大的学派,即地论学派。
  《十地经论》为什么能在北朝佛学中居于主导地位?”首先,该论与统治阶级的提倡有关。前面讲过,在翻译《十地经论》时,北魏宣武帝在译经的第一天,亲自担任笔受。可见该论的翻译,在当时是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的。其次,《十地经论》适应了北朝佛学实践性的特点,论中讲述的菩萨修行的十个层次,为北朝僧侣提供了具体修行的方法、步骤和目的,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。第三,《十地经论》义理繁富,是大乘佛学的基础和纲领。崔先在《十地经论序》中对该论评介说:“《十地经》者,盖是神觉之玄苑,灵慧之妙宅,亿善之基舆,万度之纲统。包群藏之秘,义冠众典之奥,积渐心行,穷仁学之源;崇广住德,极道慧之府。”可见,《十地经论》在北朝受到重视,不是偶然的。
  这里,我们只拟对地论学派在发展过程中的几位主要人物,作此粗略的考察。
  1.地论学北道派
  在《十地经论》的翻译过程中,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由于各自的师习不同,已有分歧,在以后的传承过程中,形成了北道派与南道派。
  北道派的主要人物是道宠。菩提流支翻译《十地经论》后,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影响,道宠“便诣流支访所深极。乃授《十地》典教三冬。”道宠“随闻出疏,即而开学,声唱高广,邺下荣推。”成匠学士,堪可传道者,千有余人。其中高者僧休、法继、诞礼、牢宜、儒果等是也”。(《续高僧传》卷7)
  据《续高僧传》说,道宠原名张宾,在高齐元魏之际,曾是国学大儒雄安生的著名弟子。他与雄氏门下另一弟子李范并驾齐驱,有很高的声望。年将壮室时,他率领学徒千余人,路过赵州元氏县堰角寺,向寺僧索水,被一沙弥难问,立即认识到佛法难思,便解散学徒,出家为僧。道宠在邺都讲经时,魏收、邢子才、杨休之都在座听讲,三人原曾作过道宠的弟子,便奏闻朝廷,因道宠德溢时命,“日赐黄金三两,尽于身世。”(同上)
  地论学北道派,其初也曾极盛一时,但在以后的传承过程中,便逐渐衰落了。
  2.地论学南道派
  中天竺僧勒那摩提,是南道派的开创者,他博通经论,尤明禅法,在佛教义理方面,他与菩提流支等人合作翻译了《十地经论》等经典。同时,他传授禅法,是北朝禅法的开创者之一。据《续高僧传》说:“勒那三藏教示三人,房、定二土授其心法,慧光一人偏教法律”。(《续高僧传》卷7)北齐著名禅师僧稠就是勒那的门下。在勒那身上,禅师、义学、戒律三者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,这一特点也深刻影响着北朝佛学,多数地论师都精明律学,禅视又与地论学有着较密切的关系。
  地论师的领袖,无疑应是慧光。他13岁随父到洛阳,拜著名禅师佛陀为师,(佛陀与佛陀扇多是二人)学习经论,旁通博义,穷诸幽理,当时人们称他为圣沙弥。此后,他又学习律部经典,原来,《四分律》在中国流通不广,只有道覆等少数律师对《四分律》进行研究,道覆著有6卷《四分律疏》,仅只是科文而已,至于提举宏宗,却词理精玄,并撰《四分律疏》百二十纸,删定《羯磨戒本》。这些著作,对中国律宗的创立都影响很大,因此,道宣在《续高僧传》中,把慧光归入《明律篇》,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  但是,慧光在佛学上的最大贡献,在于对《十地经论》的弘扬。据道宣说,佛陀禅师任少林寺主时,勒那摩提首先翻译《十地经论》,以后又与菩提流支合作翻译。慧光“时预沽其席,以素习方言,通其两净,取舍由悟,纲领存焉。”(《续高僧传》明律上)关于《十地经论》在中国的翻译过程,文献记载颇有出入,仍是一历史悬案。从慧光的传记看,慧光也参加了《十地经论》的翻译工作,以后又会通了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的要歧,进行了取舍,自此以后,“《地论》流传,命章开释”。(同上)慧光除撰有《十地经论疏》外,对当时流行的经典《华严》、《涅檠》、《维摩》、《地持》等“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。然文存风骨,颇略章句,故千载仰其清规,众师奉为宗辖,”(同上)并注释《胜鬟》、《遗教》、《温室》、《仁王般若》等,著有《玄宗论》、《大乘义律章》等多种著作。
  在慧光的著述中,有《涅檠经疏》。在北朝佛学中,《涅檠经》及《十地经论》,是最受佛徒重视的,尤其是地论学者,无一不重视《涅檠经》。涅檠佛性义与地论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,似乎不能将涅檠学单独抽取出来,另行成立涅檠学者,否则就会破坏北朝佛学的完整性。
  另外,在慧光著述的文风上,也有值得注意之处。道宣对慧光著作的评价是,“文存风骨,颇略章句”,“文旨清肃,见重时世”(《续高僧传》明律上)有人认为“北学深芜,穷其枝叶”是北朝佛学的特点,是继承了汉魏佛学的传统。从道宣对慧光著作的评价看,恐怕不完全如此。即使北朝佛学真有“穷其枝叶”的特点,也不是继承了魏佛学的传统,而是由于法相唯识学辨析名相的特点所决定的。法相唯识学是一种新的佛学思想,与南朝玄学式的佛学是有明显区别的。
  慧光在北魏高齐之际,参与了国家对僧徒的管理工作,“初在京洛任国僧都,后召人邺,绥缉有功,转为国统。”(《续高僧传》明律上)北魏、北齐时期,全国僧侣有数百万众,其中不乏有学问的高僧,但也夹杂着许多为逃避徭役、赋税的农民,甚至社会上的闲杂人等也混迹于僧侣之中,因此,对僧徒的有效管理,就成为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措施之一,僧官也就成为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要官员。慧光在任僧官期间,卓有成效。慧光以后,地论学派的僧徒出任国僧都、国统以及各州僧官的大有人在。如慧光的著名弟子法上,就担任国统四十余年,在北齐朝野很有影响。北朝佛学的实践性,不仅仅是表现在禅法上,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,更显示出地论学派的社会实践意义。
  慧光对北朝佛学的贡献,还在于他培养了许多弟子,“时光诸学士,翘颖如林,众所推仰者十人,拣选行解,人室惟九。有儒生凭变,光乃将人数中。”(《续高僧传》明律上)慧光门下的十大弟子,究竟包括哪些人,现在已弄不清楚了,不过慧光门下比较知名的,有法上、道凭、昙遵、僧范、惠顾、灵询、僧达、道慎、安廪、昙衍、昙隐、洪理、道云、道晖、凭变等人。
  慧光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。道宣将他与历史上著名高僧道安相提并论,认为“自正道东指,弘匠于世,则以道安为言初;缁素草风,广位声教,则慧光抑其次矣。”(同上)可知慧光不论在当时或以后,对中国佛教的影响都是巨大的。地论学经过慧光的弘扬,及其门下众弟子的推动,就如日中天了,成为北朝佛学的主流。
  以上对慧光的介绍中,我们可以看出北朝地论学有以下特点:其一,地论学与禅关系密切,慧光的老师佛陀、勒那摩提都是著名禅师;其二,地论学与涅檠学合而为一;其三,地论学师多明律学;无闻于世。慧光受具足戒后,又博听律部,随文奉行,讲解僧祗律,其四,地论学师出任僧官者很多,参与了国家对僧侣的管理工作。
  慧光以后,地论学传承不绝,一直到唐初武德末年,《十地经论》才不再有人讲述。慧光以后的地学派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,限于篇幅,不能详细论述了。
  (二)南方摄论学派及其向中原地区的传播
  1、南方摄论学派
  真谛在广州等地,翻译了大量唯识学典籍,“自谛来东夏,虽广出众经,偏宗《摄论》。”(《续高僧传》卷一)智恺“初与法泰等前后异发,同往岭表奉祈真谛。恺素积道风,词力殷赡,乃对翻《摄论》,躬受其文,七月之中,文疏并了,都合二十五卷。……谛云:‘吾早值子,缀缉经论,蛙是前翻,不应缺少。今译两论(指《摄大乘论》和《俱合论》)词理圆备,吾无恨矣。”’(同上)智恺为僧徒们讲授《俱舍论》,讲到《业品疏》第九卷,构疾而卒。智恺的去世,对真谛震惊很大,“抚膺哀恸,遂来法准房中,率尼、响、敫等十有二人,共传香火,令弘《摄》、《舍》两论,誓无断绝。皆共奉旨,仰无坠失。”(同上)《摄大乘论》是唯识学的重要论著,真谛翻译该论用力最多,《摄论》的译出及弘传,真谛来华传法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真谛生前,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,摄论学被限制在岭南地区,但在真谛周围聚集了一批学问很高的僧徒,他们共传香火,誓弘《摄论》,永无断绝。实际上,以真谛为中心,形成了一个以弘扬《摄论》为宗旨的佛教宗派。
  真谛去世(569年)后,其弟子们带着所译新经,北上长江流域,进行广泛的弘法活动。法泰,是真谛译经的重要助手,笔受文义近20年,前后所出经论50余部,并述义记。法泰虽然博通教旨,但却偏重行业。真谛去世后,泰北还建业,带头新翻经论,创开义旨。由于《摄大乘论》、《俱舍论》文词该富,理义凝玄,思越恒情,甚少能其趣。加之当时三论学盛行,虽然法泰多次弘演唯识奥旨,但却道俗无人听受。只有北方地论学者靖嵩,因北周武帝灭法,逃到金陵,投身法泰门下,学习唯识学经论。又将摄论学传到江北彭城地区。(参见《续高僧传》卷一《法泰传》)
  真谛门下的菩萨戒弟子曹毗,是智恺叔父之子,少年时期就随智恺来到真谛处,学习《摄论》,真谛去世后,曹毗请建兴寺僧正明勇法师续讲《摄论》,成名学士有50余人。曹毗晚年住于江都,在白塔等寺宣讲《摄论》,禅定寺的僧荣,日严寺的法侃等人都在他门下受学。曹毗在江都很有影响。(同上)
  慧旷、僧宗二人,在真谛去世后,来到庐山,弘扬《摄论》,“法化隆盛”。以后,慧旷又到湘、郢等州弘道多年。陈末隋初,慧旷回到家乡襄阳,在遍觉道场、兴国寺以及丹阳栖霞寺等地弘扬摄论学。(参见《续高僧传》卷10) .
  智敫,于陈末隋初仍活动于广州地区。曾做过广、循二州僧正。以后,在循州道场寺讲《摄论》10余遍,门下有25人精通了唯识学,较知有瞰山玑等。
  道尼,在真谛去世后,来到九江,兴讲《摄论》,开皇十年(590年)被召人京师,开悟弘多。自道尼到长安弘扬《摄论》后,江南地区就不再有《摄论》讲主了,即使有人讲授,义理上也没有可取之处了。(参见《续高僧传》卷1)
  真谛去世后,其弟子们不负重托,北上长江流域,弘扬摄论学,主要分布在建业、江都、九江、庐山、湘、郢、襄阳等地。以后摄论学又北上黄河流域,主要集中在彭城、长安等地,并传到了四川。这样,摄论学就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,在隋及唐初形成影响极大的佛学思潮。
  2、摄论学向中原地区的传播
  摄论学向中原地区的传播与扩展,主要是由北方南下的地论学师完成的,代表人物是昙迁和靖嵩等人。摄论学与地论学的融合,是隋唐时期南北佛学统一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  道宣认为,“摄论北土开创”,自昙迁为始。(《续高僧传》卷18)昙迁,博陵饶阳人,13岁从舅氏权会学习《礼》、《传》、《诗》、《尚》、《庄》、《老》等书,以后留心《庄》、《易》,归意佛经。21岁,从定州贾和寺昙静律师出家。此后,来到北齐邺都,历诸讲肆,专攻大乘佛理,就慧光弟子昙遵法师,禀求佛法纲要。他辞谢荣利,隐居于林虑山黄花谷净国寺,精研《华严》、《十地》、《维摩》、《楞加》、《地持》、《起信》等经论,咸究其深赜,并寻访《唯识论》。北周武帝平北齐,毁灭佛法。昙迁与僧侣结伴逃往金陵。后来,他在桂州刺史蒋君家中获得“《摄大乘论》,以为全如意珠。虽先讲唯识,薄究通宗,至于思构幽微,有所流滞,今大部斯洞,文旨宛然。”(《续高僧传》卷18)可知,地论学发展到后期,已开始注意理论上的缜密深微,摄论学正好补充了地论学理论上的不足之处,所以昙迁得到《摄大乘论》后如获全如意珠了。隋朝初兴,昙迁就从建业来到江北彭城,“始弘《摄论》,又讲《楞伽》、《起信》、《如实》等论,相继不绝。《摄论》j匕土创开,自此为始。”(同上)以后,昙迁就在彭城、广陵两地讲扬《摄论》。开皇七年(587年),下诏征昙迁入京师,于大兴善寺安置供养。长安僧众“以《摄论》初辟,投诚祈请,即为敷弘,受业千数。沙门慧远,领袖法门,躬处坐端,横经禀义。”(同上)昙迁撰有10卷(摄论疏》,每年都要讲两遍,“每举法轮,诸讲停务,皆倾渴奔注,有若不足。”(同上)摄论学在隋初造成的社会影响,就可想而知了。
  靖嵩,涿郡固安人,15岁出家,受具足戒后,南游漳辇。有大(太)学寺智融法师,是北齐国统法上的神足,解贯众师,道光二藏,常讲《涅檠及《地论》。靖嵩设诚归之,攻研数载,又从云(道云)、晖(道晖)两位律师学习戒律,并从道猷、法诞二大论主面授《成实论》和《杂阿毗昙心论》,旁探《婆沙》、《迦延》、《舍利佛》等小乘论典。可见靖嵩所学非常广泛。北周武帝毁灭佛法,靖嵩等三百余僧逃到江左。靖嵩在建业,受命讲解小乘经论,讲论之余,从法泰谘决唯识义理,数年之中,便精通了《摄论》和《俱舍论》,并对《佛性》,《中边》、《无相唯识》、《异执》等40余部唯识论典,皆综其纲要,剖会区分。隋灭陈后,靖嵩等二百多僧侣,来到江北徐州,盛开讲肆,隋文帝封禅泰山,关中义学僧随驾路经徐州时,都在靖嵩处,优膺受业,由此靖嵩的门徒雄盛。他所撰《摄论疏》等,便大行于世。(以上参见《续高僧传》卷10)
  在摄论学向中原地区传播过程中,除昙迁、靖嵩外,还有净愿(《续高僧传》卷10)、慧海(《续高僧传》卷11)、法侃(同上) 道尼等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除道尼外,他们都是北方地论学者,避难来到江南,学习真谛所传唯识学后,再回到江北进行弘传的。
  中国初期唯识学,先由菩提流支等人传人北朝,形成了最大的佛教学派地论学派,影响了整个北朝佛学。北方地论学带有较强的实践性,佛教义理上不够缜密深微。其后,在中国南方,以真谛为中心形成了摄论学派。在隋初,随着国家政治上的统一,这两个学派实现了合流,得以相互补充,成为隋唐之际中国最重要的佛学思潮,并对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(作者单位:河南省社科院哲学所)

 
 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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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以此功德,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,下救三道苦。惟愿见闻者,悉发菩提心。在世富贵全,往生极乐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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